晒书节二三事 文/阿蛮 晒书节这个概念,似乎比较陌生,重庆有过这样的节日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1939年编成的《巴县志》记载:“今俗,六月六日暴书画、衣物,未知所出。”(《巴县志·习俗》) 记载很简略,且找不到节日习俗的源头。这样的文字恐怕缺乏说服力,《巴县志》于是又引述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暴经书及衣裳”,以证明这个节日的存在。但为何有“六月六日”与“七月七日”两个说法,《巴县志》没有解释。不过,我相信那记载是真实的,我小时候也听到过“晒书节”一说。 其时我就读的小学实行半日制教学,上午、下午班级轮流上课。不上课的半天,安排学生分小组自学。那时都住得挤,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家就成为小组自学室,我们小组常在一个姓孔的女同学家学习。她家住在新生市场(今解放碑九龙仓时代广场位置)一个小四合院里,中间有一块天井,令小院格外地阳光充足。 一天下午,孔同学的母亲把一个木制晾衣架支在天井石板上,铺上一张竹篾席,接着从房间里拖出一只皮箱来。皮箱很旧了,颜色斑驳,却大,且沉,孔母拖得很吃力。我和孔同学上前帮忙,一个大人、两个小孩手捧皮箱,抬到天井也费了不少劲。见我一脸好奇,孔同学说:“这箱子装的都是书,所以那么重。妈妈每年这时候都要把这破皮箱拖出来,就晒那些书,平时也不看。” 孔母把皮箱打开,果然满满一箱子书。她一边把那些受潮的书掏出来,摆上晾衣架,一边对孔同学说:“你晓得啥子?今天是晒书节!”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晒书节,当天是不是六月六日,完全不记得。记忆中只有阳光炽烈,那些书似乎被晒得发出阵阵声响,像几个老者在轻声交谈。那天晒些什么书,也不记得。孔同学的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在我的小学同学中,她们家算是文化最高的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前期。 再次听到“晒书节”一词,是在十年之后。其时我和几个同学住在云南橡胶农场一排竹篱笆茅草屋里,屋前是一块斜坡地,生着些杂草。与我们为邻的还有两个北京来的女知青,都姓朱,但不是亲姐妹。她俩只比我们大一岁,却管我们叫小孩。我们就叫她俩大朱、小朱。大朱比小朱高出一头。 雨季时候,竹篱笆茅草屋生起白霉,衣服和蚊帐也很潮湿。一天下午,雨停下来,火辣辣的太阳重新覆盖大地。便见大朱和小朱拿了两张塑料布,铺在草地上。又搬了几只箱子出来,有皮箱,也有藤条箱。两人把箱子打开让太阳曝晒,一些东西则摊在塑料布上。 看到她俩晒的东西,我们几个重庆崽儿都很惊奇。有两只大皮箱装的都是书,有中外小说名著,也有社科类著作,还有一套硬壳精装的《鲁迅全集》。大朱说,她家里一直有三伏天晒书的习惯,她爸把这一天叫做晒书节。 大朱的父亲是北京林业学院教授,小朱的母亲是北京图书馆的管理员。来云南前,她俩各自的家里,都为她们做了扎根边疆的充分准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后来她俩都先我们离开边疆回城。 我猜想晒书节两个时间的不同记载,可能也是中国南方和北方气候差异的反映。大朱明确说晒书节在三伏天,这符合崔寔“七月七日暴经书及衣裳”的记载。而我小学时听到孔同学母亲所说的晒书节,从时令上看应在农历六月六日。这个习俗,在重庆农村地区也是有传统的。《巫溪县志》记载:“入伏节,夏至后逢三庚之日,家家户户翻晒衣物,名曰晒龙袍……解放后,翻晒粮食,称盘伏。”名称和内涵仍能看出晒书节传承演变的轨迹。 今人把自己所读的书及其心得,在微信、抖音、小红书里相互交流,也称作“晒书”,内容更加丰富,也挺好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责 编 钟 斌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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