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瞭望｜无言石窟何来千钧之力？

1432年前，涪江边的定明山麓，传来一阵开凿岩石的叮当声，犹如一支点燃的火柴，照见了重庆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另一块版图。

潼南大佛寺内，这处带有“开皇十一年（591年）作”题记的隋代摩崖造像，是目前重庆境内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宗教造像。巴山渝水间开凿石窟、雕刻造像的声音，自此绵延不绝。

千年一瞬，文脉永存。8月19日，首届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大足拉开帷幕；同日，重庆市政府与国家文物局签订了深化重庆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石窟寺保护利用等领域加强协作。

重庆是我国石窟寺资源的一处“富矿”。不禁要问：今天，为何会把它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无言的石头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千钧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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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弄清楚一个基本概念：什么叫石窟寺？

通常来讲，石窟寺是指在河畔山崖间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它是模仿地面佛寺而建，包括塔庙窟、佛殿窟等，以及大量的摩崖造像。我们熟悉的莫高窟、云冈石窟、大足石刻等，都是石窟寺。

为什么重视石窟寺？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古代艺术，同时也是一个包含着寺院建筑、碑刻题记等信息的宗教遗存集合体。从它身上，可以读出当时的城镇历史、地方产业等多重信息。可以说，石窟寺承载了大量的文化内涵。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重庆的石窟寺资源十分丰富。国家文物局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重庆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716处，数量排名全国第三。

不妨用几个“之最”来说明：“唐头宋身”的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是世界第一大室内金佛；南岸弹子石大佛寺摩崖造像，是我国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元末明初石窟造像；从9世纪末延续至13世纪中叶的大足石刻，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重庆地区延续千余年的石窟造像艺术，将中华文明的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生命力生生不息。受到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等因素的影响，北方地区的石窟艺术逐渐衰落，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巴蜀石窟却异军突起，把中国石窟艺术史的高峰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时至今日，大足石雕带动的上下游创业就业人员多达11万余人，年创收达200亿元。

创造力让人叫绝。大足石刻的内容虽然是以佛教为主的宗教题材，其中大量造像却表现出了世俗化、个性化的特点。以“养鸡女”“牧牛图”为代表的造像，既充满生活的情趣，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在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向心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以江津石佛寺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掘，丰富了重庆历史文化的厚度；历时16年编撰，共计1200万字、5794张图片的《大足石刻全集》，填补了我国大型石窟系列考古报告的空白。石窟寺给全社会带来的文化凝聚力，正在日益凸显。

▲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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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似坚固的石头，也有一颗脆弱的“心”。

石窟寺的保护对象涵盖石雕、塑像、壁画等多个类别，既要考虑地质结构、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首先，要应对自然界带来的不可抗力。对于重庆地区的石窟来说，所在岩体多为脆弱易损的砂岩，加之天气高温高湿，风化、渗水、结构失稳等是石窟身上的“常见病”。

曾任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的郭相颖，讲述过这样一个细节。1999年，《大足石刻铭文录》出版。仅仅过去20余年，书中收录的一些铭文已经漫漶不清。“我们当年看得清清楚楚的字，现在有些都看不到了。”

跑在时间前头，才能将遗憾留在身后。曾被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的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堪称典例。超过800岁的观音造像，在修复前，是岩体风化、手指断裂等“疾病”缠身的“重症患者”。专家们历时8年，运用各种技术，才将它恢复至昔日美貌。

其次，要打击“利益黑手”造成的破坏力。重庆石窟寺资源虽多，但也呈现出点散、面广的特点，大多数中小型石窟寺散落在田野里或深山中，保护力度相对薄弱，面临文物盗窃、倒卖、走私等风险的压力较大。

我们不应忘记石窟寺历史上的那些“至暗时刻”：清末民初，河北响堂山石窟开始被大规模盗窃，代表“北齐样式”的石窟遭到毁灭性破坏；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以日本人山中定次郎为首的文物贩子，将山西天龙山石窟里超过240余尊的精品造像洗劫一空……莫高窟、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也都曾遭遇过盗凿。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积贫积弱的年代，文物谈何尊严？今人更应拿出行动，让悲剧不再发生。比如，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将犯罪率较高的盗窃盗割石窟寺石刻等违法行为，列为打击重点。

同时，还应警惕所谓“好心办坏事”导致的反作用力。不少石窟寺不仅是文物，也是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面对年久失修的造像，部分信众自发捐资进行“修缮”。殊不知，不当的材料和工艺反而会损毁文物，让日后的修复变得困难重重。

2018年，有媒体报道，四川某地石窟的几处佛像被油漆重绘，原本古朴的造像变得“艳俗无比”，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这是多年前信众自发聘请工匠对造像进行重绘所导致。对此，《“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里明确指出：要“开展石窟寺违规妆彩、涂画、燃香专项整治工作”。

▲修复后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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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实施“石窟中国”保护工程的道路上，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初心去担好历史的责任？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莫高窟考察时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2020年5月，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又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国实现从文物资源大国向文物保护利用强国跨越的关键时期。重庆有底气更要有魄力，走出自己的路子，带动南方潮湿环境下砂岩石窟整体保护利用工作，将石窟寺资源转变为文化强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上而下的贯穿力。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石窟寺资源，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织牢石窟寺保护的制度“笼子”。重庆先后颁布实施了《重庆市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方案》《重庆市“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为市、区县两级协同推进工作，细化了任务清单。

“十三五”期间，重庆投入4.73亿元，实施了合川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修缮等92个项目。“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落实区县政府的主体责任，完善专项经费落实保障机制，加强资金使用事后事中监管，确保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

由内向外的联合力。细读《“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会发现一个高频词：川渝——稳步推进川渝石窟寺遗址公园建设、打造川渝石窟寺群……川渝两地的石窟寺资源加起来，接近全国总量的一半。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双方应携起手来，为盘活石窟寺装上“扩音器”。

对内，作为重庆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应充分发挥大足石刻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以“大足学”为引领的重庆石窟寺研究高地，带动中小石窟寺均衡发展；对外，要建立跨区域、跨系统的工作协作机制，将毗邻重庆的安岳石窟、乐山大佛等串联起来，让巴蜀石窟寺真正“出圈”，用实际行动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应该回归“人”的本身，让全民参与形成合力。文化遗产不能与今天人们的生活“脱轨”，它来自古代，更应该“活”在当下。客观来讲，当前重庆石窟寺在学术地位、社会知名度、文创产业等方面，与敦煌莫高窟等“头部顶流”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文化供给的“最后一公里”，还没有彻底打通。

惠民有感，“感”在实处。以大足石刻为例，要善于将数字化保护与“数字重庆”建设有机衔接在一起，活化IP授权机制，让文化资源惠及全民；更要用好由石刻衍生出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足石雕、宝顶架香庙会，带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及国际文化传播。

▲大足石刻时尚设计展。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没有对历史的敬畏，就丧失了创造性转换的基础；没有兼收并蓄的心态，也难以取得创新性发展的长足进步。

千年前，工匠们用铁锤和錾子开凿石窟的叮当声，至今犹在耳畔。古人一锤一钉凿下的，不仅仅是几尊冰冷的造像，它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华夏民族的品性，书写了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地位。留住它们，也就是留住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根”。

原标题：无言石窟何来千钧之力？

编辑：戴林

校审：罗再芳

总值班：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