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程世平：甜蜜的记忆

甜蜜的记忆

文/程世平

春华秋实，金秋十月，正是渝东北老家那一带挖红苕、吃红苕的时节。我生长在农村，吃红苕长大，自然对红苕有不解的情愫。年轻人可能对它不足为奇，但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对它有过一段甜蜜的记忆。

红苕的学名叫红薯，还有地方叫甘薯、番芋等等，在我老家那一带叫红苕或番薯。因地域气候不同，各地栽培红苕的时间节点也不一样。在老家那一带，一般在农历3月间就开始育苗，端午节前后进行移裁。从苗圃选出粗壮的苕苗，按每段长4个疙瘩的规格剪断，按30厘米左右的株距，用锄头在土壤上挖一小坑，将苕苗下半节放入，抓一把泥土用手压实即可。雨后栽的苕苗转活快，晴天栽的苕苗，下雨就活过来。红苕生长期一般在4至5个月左右，其间要多次翻藤。有条件的话，还要给坡地瘦土施一些草木灰或农家肥，促使红苕块根健壮生长。

在记忆里，每年农历6月下旬，掰包谷锄梗后，满坡遍地露出一片片蓬勃生长的红苕藤，坡上坡下郁郁葱葱，满眼翠绿。夏去秋来，到了挖红苕的农忙时节，中小学都得放农忙假。正在公社上初中的我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劳作一天可得3个工分。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齐上阵，不分晴日雨天地抢收。妇女们在前面手持镰刀割苕藤，男人们在后面挥锄挖红苕。

时而有人一锄挖出一串红苕，时而又有人一锄挖出一个大红苕，丰收捷报频传，欢声笑语不断。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上和眼睛里。

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老家那一带粮食产量不高，红苕却年年高产。我家6口人，每年分得红苕一千多斤。为此母亲年年都得腾出半间屋来堆放，还要在地面铺上一层稻草，将红苕堆放上去后，再铺上一层稻草。用这个土办法堆放红苕可以几个月不腐烂。红苕藤更是估堆分配，挖红苕那十多天，几乎每天家家都要分一大堆苕藤。

由于那些年家家户户分得粮食少，红苕则是成千上万农家一个冬春的主打食物。向来省吃俭用的母亲，过日子的诀窍就是粮不够，红苕凑。她不断变换花样，把红苕用来煮、蒸、烤，变着花样让我和弟妹们喜欢吃。她用柴火灶微火慢烘的红苕，苕皮上仿佛裹了一层油，苕肉如鸡蛋黄，吃起来又香又甜又面，弟妹们都抢着吃；她用柴火灶煮饭时，丢几个红苕埋在柴火灰里，饭煮熟了，红苕也烤熟了。用火钳夹出来，放在地上凉一凉，拍拍灰，趁热吃，那才叫香甜可口。尤其是母亲用铁锅柴火灶烘的红苕糯米饭，颜色红白交错，吃进嘴里咸中带甜，香糯无比，那真是一道绝美佳肴。在那些缺粮少油的年月，每顿开饭时，母亲都让我和弟妹们先吃两碗红苕垫底，最后才能吃一碗米饭填饱肚子。

曾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国家一声号召，北方几个省很快运来一车车爱心红苕干，我家人均分得20多斤。母亲将这些红苕干，用石磨碾成粉，用水搅拌后烙饼或蒸粑来吃。吃着这道来自北方的食物，我们既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互助友爱的温暖，更感受到了北方农民兄弟的深情厚谊。

岁月匆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缺粮少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求时尚，讲究生活质量，更注重饮食健康。当年充饥的红苕，现在却成了许多城里人的保健食品和祛病良药，因而备受城里人青睐。你看那超市、农贸集市里，常常有许多老头老太在抢购红苕；许多市民早餐都喜欢喝红苕粥，许多城市家庭的餐桌摆有煮蒸的红苕或红苕糯米饭。以红苕为原料制成的各种食品点心，老少皆宜，堂而皇之地摆上大商场、大超市货架。当年农民用来喂猪的红苕藤，如今也吃香走红。许多饭店的厨师将红苕尖、红苕嫩叶，或配以姜蒜用热油清炒，或配以辣椒花椒用热油炝炒，一盆颜色青翠、味道鲜美的炝炒红苕尖，就这样登上大雅之堂，常常成为宴席上的一道时鲜蔬菜。

吃红苕长大的我，尽管进城居家多年，仍然割舍不掉红苕情结。到农贸集市上买菜也时常采购几斤红苕回来，或煮红苕稀饭当早餐吃，或蒸米饭时放几个红苕，以饱口福。特别是农家传统手法制作的一张张又薄又透明的红苕凉粉皮，将其切成条块，配以泡姜、泡辣椒，热锅加菜油炒出的红苕粉，那才是我最爱吃的一道美食。我每次回老家探亲，母亲和小妹都晓得我喜好那一口，特意到农贸市场买回来几张苕皮，专门炒出一盆泡椒红苕粉，让我解馋过瘾。回中心城区时我顺带买回几张存放在冰箱，不时拿出一张炒一盆让儿孙们品尝。红苕，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食品。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

责 编  钟   斌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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