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原心：我家的团年饭

我家的团年饭

文/原心

小时候，我总是盼着过年，盼着大年初一去外婆家吃团年饭，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惦记着。早早地自己起床了，穿上新衣服，自己洗脸刷牙，还要吃八个又大又圆的元宝。因为妈妈说初一早上乖乖的，那这一年就会都很乖，这一天的汤圆叫元宝，所以一定要吃，还要吃个吉利数，比如四个、六个、八个，或者十二个，吃个月月发。这些都乖乖地完成后，我们一家人就赶紧去外婆家，这可是盼了一年最开心的时刻。

“红大姐，快点！快点！就差你了！”到了外婆家，表弟表妹们都已经在院子里等着急了，我快步跑过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走！”随着我一声令下，大大小小十多个表姊妹一路小跑开始了我们的拜年仪式。

“外公（公公）外婆（婆婆）新年好！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每个孩子都毕恭毕敬地给老人磕头拜年，然后外公会每人发五块钱的压岁钱。

给老辈子们一一拜完年，饭已经蒸上大气了，夹沙肉、烧白、酥肉、芝麻丸子……飘出来的香味把肚里的馋虫都引出来了。孩子们把厚厚的一沓红包交给妈妈暂存，欢欢喜喜地围着桌子，坐的坐，跪的跪，趴的趴，一起分沙胡豆、炒花生、红苕干……一堆一堆的要分均匀，还会数一数颗数，比一比大小。虽然打打闹闹，争争抢抢，但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以至于现在想起来，还会掰扯道：“你那时候总是比我多几颗！”“你那时候吃得最快，吃完了老是抢我的！”姊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是吵吵闹闹，眼睛里依然笑得那么快乐。

后来，外婆过世了。正月初一那天，我们一如既往地早早回到老家，先是去后面的山坡上给外婆上坟，再回院子给外公磕头拜年，然后一一给舅舅孃孃们磕头拜年，外公还是每个孩子给五元钱的压岁钱。

大人们又忙着杀鸡杀鱼，摘菜烧火，准备团年饭。我们围着桌子坐着，但不再为一颗花生胡豆争抢了，也不炫耀自己的新袄了。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弟弟妹妹们有的上大学了，有的在读高中，最小的表弟是外婆过世前几天出生的，只有他没有见过外婆。因为坐月子，小姨也没能见外婆最后一面，每年团年时她都会唠叨着这事儿，每每这时眼里藏满泪水。

吃团年饭前，外公独自祭祖，这时我们不能随便走动，也不能大声说话，只静静地看着外公倒酒、上香……外公完成了祭祖仪式后，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坐了四桌，小孩们坐一桌，我们叫做娃儿席，大人们是喝酒的坐一桌，不喝酒的坐一桌，留一桌给灶房里炒菜上菜的。喝酒的划拳猜子，相互敬酒，说着祝福的话吉祥的话；不喝酒的多数都是女人，一边吃着菜，一边说着体己话，关心家人的身体；娃儿席是最无拘无束的，敞开肚子只管吃。桌上总少不了二舅最拿手的芝麻丸子和酥肉，还有我最爱吃的夹沙肉。

外公八十多岁时，老家拆迁了，四表弟特别地念旧，时常会带着外公回去看看，外公就会一边走一边给他讲着以前的事。外婆是童养媳，六岁就到家里来了，吃了不少的苦；解放前，外公靠抬滑竿、卖黄油养家；外婆人老实又勤快，祖祖很喜欢她，总会偷偷地塞一两块冰糖给她；大孃、二孃（我的妈妈）最苦，每天晚上照顾弟弟妹妹们睡了，还要熬夜纳鞋底，换钱补贴家用……外公说了很多很多，四表弟在家庭群里转发了很多很多，我爬楼一一地看完了，想起柜子里还有一件棉袄，是幺孃孃穿了给表姐，表姐穿了又给我，衣领处的补丁补了一次又一次。

那年正月初一，我们第一次在外面饭店吃的团年饭，坐了整整四桌，年迈的外公掏出存了厚厚的一沓钱结账。外公活了101岁，他老人家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此时，手机铃声由弱渐强地响起，把我拉回到现实。“红大姐，到哪点了哦，我们都到齐了哦！”我快到饭店门口时，大表弟打电话来催了。

饭店不是很大，今年的团年饭，我们坐了整整的四桌，还是孩子们坐一桌，他们显得有些生疏，有些拘谨，有的三个两个一起玩自拍，有的自己玩手机游戏，有的挑着自己喜欢的菜吃；我们还是喝酒的坐一桌，不喝酒的坐一桌。大表弟居然点了夹沙肉、酥肉、芝麻丸子、烧白，只是味道跟二舅做的有些不一样了。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在家庭群里轮流发红包，抢着压岁钱，舅舅孃孃们也在群里发红包，大舅、二舅不会操作，孙辈们就教他们怎么发。

“哇！我抢到8.68！”

“我抢到9.8！”

……

一阵阵惊呼声，像小时候收到压岁钱一样开心。

街道上的红灯笼、彩灯映在玻璃门上，折射出绚丽多彩的光，照着锅里的腾腾热气，照着我们绽放的脸庞，照着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

责 编  钟   斌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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