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吕进：《吕进诗话》缘起

《吕进诗话》缘起

文/吕进

诗评家王珂教授曾经问过我，用怎么样的一句话来概括吕进诗学合适。其实，网络上有些评价是有参考价值的。网络上说，吕进的贡献是他创建了一个现代诗学体系，在诗学领域，吕进不是革命家，他是建筑师。我以为然。吕进诗学就是重建新诗的诗美规范的诗学，是新诗在“大破”之后“大立”的诗学。没有诗美规范，诗人难写，读者难读，诗歌的优劣文野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守常求变，我以为，就是现代诗学的美学使命。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传统诗词到了现代发生巨变，新诗就是这场巨变的产物，所以，“变”是新诗的来源、生命和根本。“世界很古老，眼泪太年轻”（臧棣），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兴趣的适应程度。但是，新诗又和传统诗词保持着同为中国诗歌的血缘关系，新诗既然是现代形态的中国诗歌，就理应有中国诗歌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中国诗歌的“常”总是存在的，在“变”中总有一些常态的诗歌元素不变，正是这些“常”才确保了新诗能够认领“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的资格证书。诗歌的“常”以支配多数诗歌读者的诗歌观念而获得了广泛性，又在一代代承传中获得了神圣性。如果背离民族诗歌的“常”，我们的诗歌将失去中国读者，只能在写诗的人的小圈子里热闹，“无人赏，自鼓掌”；我们的诗歌将因失去数千年的诗歌文化蓄库而沦为粗俗的分行文字。无变之常，是僵化；无常之变，是胡闹。

把诗美规范仅仅看作一种束缚，一种局限，这不是真正懂诗的人。放开看，艺术的审美规范给某一艺术门类带来局限性，但是也就带来独特性与丰富性。换而言之，艺术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往往就是在对局限性的突破与运用中呈现。例如，京剧要表现军队行军，自然不能像电影那样，真的让千军万马走上舞台，这是戏剧的审美规范的局限性。但演员凭借手中的马鞭，让观众承认演员确乎在骑马：七八步走过千里，三五人百万大军，这又是一种独特性和丰富性。和电影的“真格的”军队相比，京剧的军队自有妙处——没有这种妙处，它就会在艺术世界里失去立足点，失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的生存权。同样，诗美规范是写诗的最大“障碍”，而征服规范、驾驭规范却正好让诗人施展才华。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谈到晦庵论李白的一段精彩的话：“李太白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此话值得留意。

在当下华文诗坛，格律体新诗尚待成形，自由诗是现今诗坛的王者。但是，近些年，“散文化”浪潮可以说席卷自由诗，诗人写分行散文成为一种时髦。不在少数的自由诗已经“自由”到散文领域去了，这是诗歌的危机，也是诗歌界和诗歌读者的共同忧虑。无常之变，有如病毒一样蔓延。这个浪潮卷得越高，自由诗和普通读者的距离就拉得越大，自由诗对华文诗的隶属度就越被质疑，自由诗就越被排除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外。自由诗需要进一步向高处提升，迫切的课题就是“去散文化”。自由诗可以有散文美，即非格律的美，口语的美，但断断不能散文化，即把诗变成散文。确立诗美规范，让诗和散文的文体边界重新明晰，这是吕进诗学的核心。

去年，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陈兴芜曾到我家，动员我撰写阐释吕进诗学体系的专著。她说：“不出一套这样的书，将是我的失职。”她的话使我很感动。于是找到一位熟知我和我的诗学思想的博士生执笔。我给出写作细纲，列出寻找相关资料的指南，出版社重点编辑室也和我联系。谁知，此后遇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书稿的撰写一拖再拖，未能开笔，兴芜后来也去政协履新了，这事就这样胎死腹中。这本《吕进诗话》正是那套未能实现的专著的影子。我的健康状况未容乐观，撰写专著已没有精力了，就采取从已有的几百万字著述中摘句编成诗话，以这样的方式给读者呈现吕进诗学体系的大致面貌，聊胜于无吧。

本书主编钟小族供职于西南大学出版社，是一位资深编辑。他出身于新诗研究所，师出吕门，算是我的嫡系，是吕进诗学思想的熟知者。他也是200余万字的四卷本的《吕进文存》的责编和《吕进诗学隽语》的主编之一，所以由他来主编这本书，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在他的主持下，向小雨、周圣雄、曲家慧三位在读研究生积极参编，三易其稿，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项目。

《吕进诗话》是我的第46本书，也是“中国新诗研究所建所40周年丛书”之一。从1982年出版《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到现在，43个年头转瞬即逝。人生苦短，对于已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我来说，这也许是终场的哨音了，但愿还有读者能够喜欢它吧。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教授、重庆晚报文化顾问）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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