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红岩烽火·歌咏山河|郑劲松：胜利的狂欢

胜利的狂欢

文/郑劲松

八十年前，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好消息传到重庆，生活在重庆的诸位名人，都是怎样的“喜欲狂”？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一定想不到，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会在一千多年后成为中国人口中的“高被引”诗句。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日，自然是中国人的胜利日，“漫卷诗书喜欲狂”又怎能不脱口而出？

十四年，胜利来之不易。悲喜交集的瞬间，即使不是八十年前的亲历者，阅读关于当年的回忆文字，也同样历历在目而感同身受。因为，骨子里的共情已融入血液，应当被时时唤醒。

胜利的狂欢，比日本天皇正式发布投降诏书早了五天，“情不自禁”在重庆的街头具象化为一个个看得见的瞬间。这瞬间的时针是这样拨到人们眼前的：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向美、中、英、苏转交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之“终战”(投降)诏书。

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重庆。史料记载，8月10日傍晚7点左右，美军驻重庆新闻处获悉日本“乞降”的消息，美军大兵立即“情不自禁”开着吉普车上街欢呼着扩散。《新华日报》立即以“号外”形式迅速报道。次日即8月11日，《新华日报》又推出社论《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中国抗战胜利万岁！》，并配发了《山城沉浸在狂欢中》的新闻特写，生动记载了头天晚上重庆市民的狂欢：“傍晚的重庆，鞭炮声冲破了嘈杂夜市的空际！千千万万的市民拥到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烈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黄炎培

辗转难眠思妻子

这在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当天的日记中得到印证：“夜八时，喧传日本乃真投降，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迸发。是夜辗转不能成寐。……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岂可复生。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读少陵《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感不绝心。”

夏衍

和同仁一起“发疯”

时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的剧作家夏衍亲身参与了《新华日报》的“号外”工作，他在回忆中写到：“近百年的耻辱历史，终于走到尽头，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播，《新华日报》的全体同仁发疯了，也可以说，全重庆，全国人民都发疯了……化龙桥街上挤满了人，上了公共汽车，挤满了人的车厢里一片欢声，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大声地说：‘老子能盼到这一天，明天早上就死，也甘心了。’”（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5年版。作者注）

梁实秋

和妻子一起看号外

住在北碚“雅舍”的作家梁实秋在《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一文中回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季淑于晚间下班时带回了《嘉陵江日报》号外——“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旧金山八月十日广播，日本政府本日四时接受四国公告，无条件投降，其唯一要求是保留天皇。今日吾人已获胜利，已获和平，我们听到了遥远的爆竹响、鼎沸的欢呼声。”

顾颉刚

明日添菜庆祝

此刻，与北碚老城一江之隔的夏坝，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顾颉刚教授还没看到这张“号外”，而是“心想事成”式地推测到了喜讯。当时，他正坐在嘉陵江边的院中与家人乘凉，忽然听到“四面爆竹声”，便推测可能是日本投降了。此前的8月8日、9日，顾颉刚就在日记里根据美军投放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等信息判断“群信将加速日本之投降”。果然，一会儿友人来访，告知了看到“号外”报纸云云。顾颉刚喜不自胜，展纸磨墨，写下这样的日记：“今晚坐院中，听四面爆竹声，昨日苏联宣战尚未有此，必日本投降也！”随后，顾颉刚听到了北碚文星湾一带，卢作孚先生创办的大明纺织厂工人拉响的汽笛声，他继续兴奋地写道：“继而大明工厂之汽笛声作，附近某工厂应之。继而探照灯发光，市街喧声大作……阖家狂欢，明日添菜庆祝。”

吴宓

半夜兴奋得失眠

顾颉刚的好友、国学大师吴宓当时还没到北碚，而是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教授。当晚，吴宓兴奋得失眠，他在日记中写道：“约9:00，喧传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全市欣动，到处闻爆竹及大炮声。文庙燕大诸生，亦竞撞钟、燃爆竹，并喧呼歌唱，至半夜始息。宓遂失眠。”

郭沫若

情不自禁开怀畅饮

写下《屈原》等多部历史名剧的郭沫若先生当时正在异国他乡，收到好消息时情不自禁开怀畅饮。郭沫若在《苏联纪行》的8月10日日记中写道：“喝了不少酒，已经是半醉时分了，一位年老的侍者走来报告：‘无线电广播，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好快！出乎意外的快！干杯，干杯，不断的干杯，自己完全失掉了意识。”

冯亦代

陪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狂饮

同样在胜利夜开怀畅饮并喝醉的，还有翻译家、时任中央信托局印刷厂副厂长的冯亦代。当晚，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文化参赞费慰梅女士在家宴请昆明来渝的张奚若教授和宜宾李庄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冯亦代和夫人郑安娜做陪。第一道菜还没有吃完，山城重庆犹如开了锅的沸水。费慰梅一边说可能是日本投降了，一边打开收音机。果然，无线电里正在一遍又一遍播放日本投降的消息。

冯亦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家雀跃起来。我们相互祝贺，一次又一次干杯。但心里的喜悦，又岂是干杯所能宣泄！我喝得微醺回到临江门宿舍，在远处便听到五年来朝夕与共的同伙们的歌声和叫嚷声。这声音也把我卷了进去。我登上三楼时，伙伴们已经喝得个个显出一张大红脸。每个人兴高采烈地叫着，喊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一进屋便不由自主地站在桌旁的一把木椅上，嚷着为了庆祝我们久盼的这一天到来，每人喝酒三杯……等我第二天一觉醒来时，天空已泛出鱼肚色，爆竹和市声的喧嚣还没有中止。”

臧克家

“胜利大逃亡”的趣事

胜利夜，狂欢夜，也是悲喜交集之夜。当晚，差点因胜利消息闹出笑话的是诗人臧克家。多年后，他写作回忆长文《少见太阳多见雾》做了详细记载。

当时，臧克家和夫人郑曼住在歌乐山的深山之中，不远处就是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监狱。1945年2月，臧克家和冰心等进步作家参加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关注”。

臧克家这样写道：“1945年8月10日，夜已经深了。突然一阵乱哄哄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诗人，诗人，赶快起来！’异口同声，人数众多。这样的强烈的狂呼，这么众多的人员，我在歌乐山定居之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军用特大手电筒在窗户上射出一道又一道贼亮的光，如同一炷炷火炬。我的心突突地跳，心想：‘他们来了！’就匆匆披上衣服，快步穿过堂屋的后门，乘着朦胧的月色，顺着山径直奔赖家桥而去。起先，还听见后面有人在追喊，呼声越高，我跑得越快，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绝不让特务捉住。我的脚步惊动了小径两边正在歌唱的青蛙，扑通扑通地跳入稻田里去了。天亮了，我跑到杨晦先生家里（杨晦，剧作家，时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作者注）。刚刚落脚，我爱人和另一青年也追踪而至，一见面，她同情而又责备地说，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丁瓒同志（丁瓒，心理学家，时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负责人，郑曼当时就在此工作。作者注）他们约了些人，喝上酒，狂欢到我们家来了。我们站在山头上喊，你没听见？我就这样地度过了狂欢之夜……一个口吃的小孩子见了我，顺口溜了两句‘啥人来得早，臧先生吓得跑’。”

傅斯年

忘乎所以地舞蹈

与臧克家的“乌龙”同样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教授“忘乎所以”的“失态”。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一书记载：“傅斯年在人群中忘乎所以，他拿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处乱舞，全然不顾肥胖的身体扭动起来是多么滑稽。帽子飞了，棍子掉了，大叫大闹了好半天，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为止。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仍在床上爬不起来，整个人瘫了过去。”

齐邦媛

回忆空战牺牲的老同学

作家齐邦媛，当时还是学生，因为放暑假，她正好在重庆。

在长篇自传《巨流河》第五章《胜利》中，齐邦媛写道：“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磁器口，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真正是响彻云霄。”

胜利时刻，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已经在抗战中失去的亲友。经过南开中学校门时，齐邦媛想起了曾经通信百余封的同学张大飞，他于1938年参加空军，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18日在空战中牺牲。

“校门里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罗家伦

提笔写下一首《凯歌》

像一千多年前听到安史之乱终于平息的杜甫一样，除了狂欢、醉酒、鞭炮、奔跑，必有诗词记之。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罗家伦，听着沙坪坝街上欢庆的爆竹声，望着窗外拥挤的人潮，满含热泪，提笔写下一首《凯歌》并送去报馆第一时间刊发，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满街爆竹，烟火飞扬……”

八十年过去了，感谢亲历者写下的这些文字。我坚信，它们会永远流传。因为，带着血泪的文字深处，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永生！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编 辑  杨雪

        美 编  钟柳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