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红岩烽火·歌咏山河|谭 鑫：一条路的记忆

一条路的记忆

文/谭 鑫

我去解放碑时，喜欢从新华路经过。

新华路隐匿在解放碑的万丈光华背后，像一条只有当地人晓得的小路，又如一道被岁月磨蚀的旧疤。当我踏上这条山脊般起伏的道路，脚下是渝中半岛的根脉，它从枇杷山迤逦而来，倔强地指向朝天门，人间烟火与历史沿革，在街边的脚步中延伸。重庆至今有人唤它“大梁子”——那是这条路最初的名字，一条划分上下半城的天然脊线。当1949年解放的旗帜插上山城时，它定格为“新华路”。

在这条路上，长安寺的钟声曾回荡千年。它原为北宋熙宁年间始建的崇因寺，山门悬着苏东坡手迹“第一山”，为古重庆香火丛林之首。1939年春，作家萧红在散文里赞叹它的庄严静妙，笔下却预伏着不祥的预感：“可能有一天这上面会落下敌人的一颗炸弹。”正如她在文末担忧的那样，一个月后，长安寺在日军的大轰炸中毁于一旦。如今，重庆25中的教学楼矗立原址，少年们的读书声湮没了往昔梵音。校门外的长江索道凌空而过，轿厢玻璃映出江流浩荡，恍若当年香客眼中的佛光。

沿新华路西行三百步，人民公园的浓荫覆盖着更深的创痛。1929年开放的重庆第一座公园，抗战时更名为中山公园，成为不屈的象征。冯玉祥在这里募过捐，郭沫若在这里作过演讲，马思聪在此演奏过《思乡曲》，影剧艺人在这里举行抗敌演唱大会，但最终弦音休止于轰炸的破碎声里，公园未能幸免于战火。硝烟散后，两座石碑悄然立起：1946年的“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与1947年的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石座上镌刻的姓名，多是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但指尖掠过那些冰凉的石刻，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炮火下的不屈心跳。

新华路47号曾矗立着川盐银行的巍峨身影。1938年，当时的政府经济部迁入此楼，成为战时经济命脉的中枢。而曾在大梁子街190号的肇明公司，则上演着更为悲剧的戏码：高氏家族经营的印书局，承印了重庆首幅现代测绘地图《新测重庆城全图》。1939年5月3日，日军根据此图校准坐标，在大轰炸中将肇明公司变成一片废墟——自家绘制的地图，竟成了葬送自己的利器。想到日军拿着自家印制的图炸毁了自己的家，高原先生悲愤不已，他余生都在向日本索赔，而肇明公司的这场跨世纪的索赔官司，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与日本冤仇的一个缩影。

防空洞成为山城最深的伤口。曾经的新华路电报局长途电话营业处终日挤满人群，八个电话间前排着蜿蜒的队伍。我曾翻阅史料：1937年时，往外省发电报每字一角钱，省内七分钱，加急则加倍，军用电报则一律减半，以支援抗战……薄薄纸片承载着生死讯息。1941年6月5日，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三段防空隧道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避难民众窒息、践踏惨案，造成数千民众伤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六五”大隧道惨案。“六五”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有市民在残垣断壁上写下了“愈炸愈强”四个大字，历经上百次轰炸，重庆并没有被击垮，反而“愈炸愈强”。而今，重庆已连续27年在6月5日这天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缅怀同胞的同时，也铭记历史。

我返回新华路时，常见人民公园石阶上坐着遛鸟的老人。竹笼中的画眉鸟放声清啼，手边的茶碗腾起暗香，亭中的牌局正在哗啦作响；穿校服的少年跑过“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向石座投去一瞥；防空洞的铁门在巷尾半开着，如今作了火锅店的储藏室，老板正指挥伙计搬食材进洞，铁门内曾渗出的寒气，如今化为了麻辣香气……历史在此显露出继往开来的真实。

山城的月光漫过新华路起伏的脊线，我轻轻地走、慢慢地看、静静地听，它静卧在解放碑的背影里，以沉默守护着这人、这街、这城，像一种无声之证。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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