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丨烽火丹青：以文艺为脊梁的民族记忆 参观抗战时期文艺界重庆历史名人展

烽火丹青：以文艺为脊梁的民族记忆

参观抗战时期文艺界重庆历史名人展

文/郑维山

八十载风雨沧桑。10月10日—10月17日，“战火中的文艺先锋——抗战时期文艺界重庆历史名人展”在江北嘴中央商务区中央公园开展。这场展览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文艺精神的传承。循着郭沫若、老舍、冰心、徐悲鸿、张书旂、阳翰笙、曹禺等41位文艺先锋的足迹，走进那段以笔为枪、以艺铸魂的岁月，感受他们用生命点燃的民族火炬，在历史回响中汲取新时代文艺力量。

——题记

一九三八年二月的一个雾晨，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撕裂重庆的天空。在嘉陵江畔石家花园防空洞里，徐悲鸿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完成了《巴人汲水图》的最后一笔。那些在悬崖边负重攀登的身影，不仅是山城挑夫的写照，更是一个民族在战火中不屈的隐喻——“他们背着整个中国的希望”。

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界的真实缩影。山河破碎，铁蹄纵横，一群文艺先驱将重庆变成了另一个战场——一个以笔墨为枪炮、以舞台为壕堑的精神防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文艺不仅是慰藉，更是武器；不仅是记录，更是抵抗。

文心剑胆：文学家的悲歌与怒吼

在老舍位于北碚的寓所“多鼠斋”中，老鼠常在夜间啃咬书稿。这位文学大师一边驱赶老鼠，一边创作《四世同堂》。他的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辗转两个多月从北平逃到重庆，沿途目睹的民间苦难，悉数化作老舍笔下鲜活的细节。在1944年的一次文艺界集会上，老舍动情地说：“我们要用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血与泪。”

1941年春，茅盾避难于南温泉中华职业教育社陋室，回忆起西北见闻写下《白杨礼赞》，感叹道：“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这篇文章成为抗战文学的旗帜。而冰心在歌乐山“潜庐”写下四篇《再寄小读者》，以温柔的笔触告诉孩子，这世界虽有战争，但更有爱与希望。

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在《新民报》连载时，因尖锐的讽刺屡遭删改。他自序中写道：“这些梦，有的被检察官剪掉翅膀，有的被现实磨钝锋芒，但它们都是时代的见证。”

最震撼的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1942年4月3日，重庆国泰戏院座无虚席，当金山饰演的屈原发出“雷电颂”的咆哮：“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整个山城为之共鸣。观众含泪鼓掌，演员谢幕十余次。次日，《新华日报》报道：“剧场里的掌声，是最有力的抗议。”

丹青血泪：画布上的抗争与希冀

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高300厘米，却是在石家花园防空洞里完成的。他回忆，“每次空袭警报解除，我就赶紧画上一段。这幅画是在炸弹爆炸间隙诞生的。”他的《愚公移山》借鉴印度模特的身体语言，讲述着中国人不屈的寓言。画中挥镐的壮汉，目光坚毅，成为民族精神的视觉象征。

“虎痴”张善子在听闻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呕心沥血创作《猛虎扑日图》赠予陈纳德航空队。画面上28只猛虎（象征当时中国的28个行省）飞越太平洋，直扑日寇。陈纳德将军致信：“您的飞虎将永远在我们机翼上翱翔。”令人痛心的是，张善子因过度劳累于1940年病逝，临终前仍念叨着“还要再画一幅……”

张书旂创作《百鸽图》时，重庆正遭受最猛烈的轰炸。他拆掉自己的西装口袋取白绒布作画，用家中棉被填充画箱。当这幅象征和平的巨作远渡重洋抵达白宫时，罗斯福总统特意致电赞赏，称其为“中国人民最美好的祝福”。 ‌

在金刚坡下的农舍里，傅抱石开创了浑茫深邃的“抱石皴”。他的《潇潇暮雨》中，狂放的笔触仿佛要将天地间的悲愤尽数倾泻。而李可染在同一时期的山水画中，墨色深沉厚重，他说：“我要用最浓的墨，画出最亮的光。”

舞台烽烟：戏剧界的“雾季公演”传奇

每年10月至次年5月，重庆的浓雾是天然的防空屏障，也催生了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雾季公演”。据史料记载，1941-1945年间，重庆共创作演出话剧110余部，观众达百万人次之多。曹禺的《家》在国泰戏院场场爆满。当饰演的瑞珏在风雪中死去，台下抽泣声不绝。有次，空袭警报响起，观众却喊道：“演下去！我们不怕炸弹！”

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写尽了乱世中的人格坚守。剧中名伶魏莲生最终选择离开富贵生活，演员金山在诠释这角色时，融入了自己从上海辗转来渝的流亡经历。他在回忆中说：“每次演出，我都像是在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最轰动的是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剧中那句“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引发长达数分钟的掌声。该剧连续加演十余场，创下当时票房纪录。

1941年6月5日，日军轰炸导致重庆大隧道惨案，超过千人窒息而死。一周后，演员们在残破的舞台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瑞芳脸上的泪水不需要表演。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自发上台拥抱演员，场面令人动容。

薪火相传：学术与教育的坚守

在缙云山下的“雅舍”，梁实秋在油灯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炸弹不时在远处爆炸。他在散文中写道：“译完《亨利四世》的那天，一枚炸弹落在后院，把刚洗的衣服都炸飞了。幸好稿子还在。”

沈尹默在防空洞里校勘《历代书法论》，双目几近失明仍不辍笔。他在给学生信中写道：“目可盲，笔不可停。”章士钊在简陋的茅屋里完成《逻辑指要》，将中国名学与西方逻辑熔于一炉。每当空袭来临，他总把书稿藏好才去避难。

晏济元在江津延续着中国美术的血脉。在最困难的时期，学生们用锅底灰制墨，用青石板当画纸。吕凤子在璧山兴办正则职业学校，他亲自刻下学校碑文：“饿殍满地，吾辈更当以艺术唤醒国魂。”

音乐界同样不屈。刘雪庵的《长城谣》传遍大后方，“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他的《何日君再来》虽被误读，却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复杂的情感注脚。1939年，“黄河大合唱”首次在重庆演出，观众自发站起合唱，歌声震天，连远处的日军俘虏营都能听见。

永恒的先锋：文艺精神的当代回响

这些文艺先锋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创造了最灿烂的文明景观，平均年龄却不过四十岁。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虽然每期都是用最粗糙的土纸印刷，但发行量始终居高不下，也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方敬的诗集《雨景》在战火中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在废墟上种诗。”张大千晚年回忆重庆岁月时说：“在金刚坡下，我找到了中国画的真精神。那不是技巧，而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依然保持创造力的勇气。”1944年，他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排队群众长达两里，却将全部所得捐献给了前线。

今天，当我们重读《四世同堂》、凝视《巴人汲水图》、回味《雷电颂》时，我们眼前的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一个民族在存亡之际的精神自传。那些发黄的剧本、斑驳的画布、残缺的手稿，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文明史上坚韧的一页。

据说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里有徐悲鸿用过的调色盘，颜料早已干涸，调色板上的划痕仍有那个时代的力度与决绝：真正的文艺从来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而是危亡时刻的脊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从战火中淬炼出的文艺先锋精神，始终是我们珍贵的精神资源——它让个人才情深度融入民族命运，在绝境中迸发创造勇气，以美学力量重构民族自信。这些文艺先驱作品，不仅忠实记录了民族曾经历的苦难，更以精神之光为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引了奋进方向。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编辑：蒋丽霞

校审：罗再芳

总值班：周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