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汪淑萍：腊月八，穿耳朵

腊月八，穿耳朵

文/汪淑萍

“腊月初八，穿耳朵最好了。”小时候一进腊月，我妈就这么说。

腊月八穿耳朵，是我们半边垣街小女孩们又怕又盼的事。怕的是那根长长的铁针，盼的是一年仅此一天，而且是在六七岁的小小年纪。

我即将进入七岁那年的腊八，母亲对我说：“按老一辈人的说法，就今儿穿耳朵最好，腊八穿耳，耳朵眼不会烂。”我母亲坐在灶门前，火光在脸上跃动，一副很神往的样子。她说：“我穿耳朵早，是你二舅舅……”她话没说完，我心里就嘀咕：你自己都不戴耳环了，干嘛还要给我穿？

母亲捏着一根长长的铁针，一片厚胡萝卜片，在我耳边比比划划。我看得分明，她的手有些抖。我问：“这针是打鞋底的？”她笑：“打啥鞋底哟，我用针给你穿耳朵，你长大了好戴耳环。”

母亲用铁钳夹着针放进灶膛里烧，一会儿又从灶膛取出，却迟迟不下手。她忽然放下针：“算了，我下不了手。叫隔壁何伯伯来给你穿！”

我扯起嗓子就喊：“何伯伯，何伯伯——我妈请你给我穿耳朵！”何伯伯是个女人，我见过她儿子，却从没见过她男人。她喜滋滋地应声出来，利落地接过铁针，在缺了牙的舌头上舔舔针尖，再拿起新切的一片胡萝卜。她摸摸我头说：“来，伯伯摸摸耳朵，耳朵摸麻了耳垂就不疼了。”她轻轻地揉着我的耳垂，虔诚地祝福：“穿了耳朵，往后穿金戴银就有地方啰。”母亲接话：“穿啥金戴啥银，过年有块腊肉吃就知足啦！”说完，望望灶岩上吊着的那块来自老家的腊肉，然后遗憾地摸摸自己空空荡荡的耳垂。

何伯伯把胡萝卜片垫在我耳垂后，针将从那里穿过。她的手指揉着搓着，直到耳垂全然麻木。“舒服吧？”她问。耳朵软软的，萝卜片硬硬的，冰凉底下透着一股灶火的温热和我母亲热辣的眼光，是舒服。

还没等我答，她已飞快从灶门夹出针，朝我妈看了一眼，便向耳垂一刺——“吱”一声，一股烧猪皮似的焦味散开。那针像扎在母亲心上，她背过身，不忍看。

何伯伯夹住我的腿。我忽然抓她头发，扯她耳朵，我大声喊：“你穿我耳朵，我叫你变光头伯伯！臭伯伯！”其实，真正的感受是穿时不觉得痛，但回想起这长长的红红的铁针从心理上觉得害怕。一边耳朵穿完，还有另一边。

好不容易，两个耳洞终于穿好。何伯伯揭开我家泡菜坛子的盖子，然后用筷子蘸点盐水，涂在被针扎后的耳朵眼上，算是消毒；然后叫我妈把竹刷把签折一根下来，再穿进耳朵眼。何伯伯还说：“过一礼拜后，取下竹签换上麻索，不然白穿了。”她还嘱咐擦点菜油，免得粘住。

母亲微笑着答应她并接过针和胡萝卜片，一下就丢进灶前柴灰里——她说这样愿望才能实现。她一手摸摸我刚受惊的耳朵，一手又摸摸自己空空荡荡的耳垂。母亲吩咐我说:“快谢谢何伯伯！谢谢何伯伯！”母亲的耳垂上，有一对明显的洞眼，这是她早年戴过耳环留下的印记。

我问：“妈，你的耳环呢？”灶火映红她的脸。我妈叫着我的小名说：“五儿，人是三贫三富不到老，你懂啥？”后来才知，这话我不该问。自二舅舅去了台湾，几十年她再没戴过耳环，可耳垂上那对洞眼，怎么也弥合不上。

我母亲在九十岁的时候给我说过：“我和你二舅舅同月同日生，他大我三岁，我的耳朵眼是你二舅舅穿的，第一副耳环也是他给戴的。你二舅舅去台湾那边了，耳环就没人给我戴了。”她像是怄二舅舅的气，从此再也不戴耳环。

往后的几十年，戴金银珠宝的耳环，都成了容易的事。后来每年腊八，我母亲不再提给我穿耳朵的事，但她却总会说：“腊八一过，年就近了，你二舅舅该回来团年了。”

母亲这话，一直念到九十六岁，她离开人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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