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程彧：东街记忆

东街记忆

文/程彧

南川城内的街道跟很多城市一样，以前也是用方位命名的。大致以鼓楼坝为中心，延伸出去东西南北四条街。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新建成的街道有了更多好听的名字，但是南大街保留了下来，成为一条标志性的著名街道。在外的南川人，听到南大街几个字，仿佛听到故乡的呼唤，瞬间被乡情包裹，归心急切。

我小时候居住在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鸣玉乡下程家坝。受家里条件所限，没有机会进城见世面，只是听那些去过县城的人很骄傲地描绘城里人事。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在同院子大几岁的建华怂恿下，壮了胆子跟三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一起去县城。建华去办事，我们担心走丢就在车站附近的弯弯大楼等了一天。进城的时候借建华的钱买票坐车，回程身无分文，饿了一天肚子，又沿公路走路回家。

上大学前去过四次县城。在卓家桥小学初中毕业参加中专考试，高一代表鸣玉中学参加全县中学篮球比赛，高考以及办理粮食关系转移。前两次都有老师带着，吃住统一安排，既没时间也没胆子出去乱逛误了事情，对南川城的四大街也仍然只是敬畏，摸不清方向。但对东街，我却有深刻的记忆。1984年8月，我成为鸣玉中学有史以来自己培养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办好户口迁移，在鸣玉粮站卖了百斤谷子，借了自行车去县里的粮食局办供应关系转移。从小在清冷乡下孤独地长大，对县城因为陌生是有些恐惧的，又不得不靠自己去做必须做的事情。

我想起了在卓家桥小学上初中时要好的同学罗生，他毕业后没有继续上高中，进了县城的粮食加工厂当了工人。两年没见面了，我想告诉他我考上大学的好消息，加上我的认知里面他对粮食系统熟悉，对我办这个手续一定会有所帮助。

罗生是他的小名。他本跟我一个程姓，年龄比我略长，我把他当成自家兄长相处，关系一直不错。他家离学校并不远，从学校出来沿一条公路往右爬上坡一公里，路边一排瓦房就有他家。初三的时候学校抓中专升学，要求学生在校住读。寝室是一个木楼板的大房间，没有床，地上靠墙拉通铺上厚厚稻草，盖上自带竹席，睡一溜十几个人。晚上回寝室后，老师厉声命令熄灯睡觉之前，罗生就跟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同学比赛脱衣服，看谁脱得最快。

罗生的当家衣服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一个自吹会看手相的同学当裁判，口令发出来，只听“噗噗”几声，我们还没看清楚手法，罗生的衣服五颗扣子已经全部解开，比赛的另一个同学还在解第二颗扣子。经我仔细观察，罗生快速脱衣法的关键是上下略微错开前后两片，用力往上拉外面扣眼的一片。这种脱衣法次数多了，难免会扯破扣眼，或者扯掉扣子。那个年代本已缺衣少食，验证过一次后，再不敢依样造次。

罗生还很大气地邀请同学去他家里摘李子。那个时候果树很少，乡里邻居自己栽的果树除少量老桃树外，大多是房前屋后自由生长的李子树，而且数量极少，不像现在有吃不完的水果。七八月稻谷将黄时，田坎上的李子晒得熟透，咬开一半，李子核就自己掉出来。李子肉的味道也纯净厚实，有蜂蜜滋养的甜，有稻花浸染的香，有土地涵养出的芬芳。我们下午放学后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随他去家里，但是李子还不熟，只眼热树上那些密麻麻的青疙瘩，吞完口水作罢。等到李子成熟的时候，中专考试早就结束，同学也已散去，各自回家。

我因为仅仅高过控制线2分，中专最终落选，郁闷着去鸣玉中学上了高中。罗生没有再读，去县城里上班了。

我推着自行车去东街附近的加工厂很容易就找到了罗生。加工厂并不在东街的中心区域，记得前面还是一片开阔的水稻田。罗生正在厂里上班，他的工作却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工作服上糊满了菜籽油污。等到他下班，洗干净手脸，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带我去他家里吃午饭。他一个人住，宿舍就在东街的大土粮站。已经记不起吃的啥，或许是食堂。下午他陪我去了粮食局，果然很快办完手续，分手后我赶紧趁天色未黑骑车回家。

此后因为各种原因，再也没有跟罗生见过面。粮食加工厂已经不知道搬去何处，经过四十年的变迁，那一大片稻田成了新的街区，我去南川的时候也留意过，再也找不到旧时光的痕迹。没想到的是记忆深处埋藏着的大土粮站，在东街的修复中重现出来。

东街曾经算得上南川城的母城，只是在南川城区建设过程中，被包围在鳞次栉比的新楼之间，逐渐落在了后面，仿佛时间停滞不前。2019年开始对东街实施保护性修复开发，在尽量保持原有空间肌理的基础上，不作大的拆迁和改造，保留城市空间发展遗存的普通大众生活印记，打造出了国内首个以小镇青年文化记忆为核心的文旅体验项目。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东街成为可游历、能留人的怀旧文化文旅街区。

后来我一直联系不上罗生，也没刻意再去找他。只是多次游览东街，看到那个“大土粮站”的旧拱门，还是会第一时间想起脱衣服最快、要请我们去老家吃李子的好同学罗生。

（作者系南川区作协副主席）

责 编  钟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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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划  胡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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