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吕进：从吕晋到吕进

从吕晋到吕进

文/吕进

诗人臧克家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中写道：“吕进同志从少年时代就发表诗作，以诗人之心论诗，自然知其意义与甘苦。”的确是这样，说起我和缪斯的缘分，还得追溯到少年时代。我的四舅是个从延安到成都的领导干部，解放初期他是成都市军管会交际处长，那时的交际处是党的统战工作部门，军管会主任是李井泉，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舅也是一个作家，成都解放初期，全城都演出他编剧的《红娘子》，提醒革命部队进城后别当李自成。我在他那里住过半年，似懂非懂地读过不少他的书架上的文学书，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我曾经在《重庆晚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我的四舅》。我的家住在成都北门的万福桥，那是幺姑婆的家，庭院里住了三家人，除了幺姑婆家和我家以外，还有一家姓夏的房客。夏家的男主人是位小说家，有一位长我好几岁的大哥哥，是位高中生，他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我也学着他向报刊投稿。

从小学开始，文学慢慢亲近我，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首先改变的是名字。我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诗人的自白》里第一次披露，“吕进”并非我的原名，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我的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是吕晋，文学少年吕进总觉得这个“晋”字有点“升官发财”的意思，就自作主张，在投稿时改署“吕进”， “吕晋”就被“吕进”遮掩。川西实验小学颁发的毕业证上居然也写成了“吕进”，从此吕进就成了正式姓名。从吕晋到吕进，这个变化是巨大的。从儿时开始打造的诗美天地，可以说，大大改变了我的人生。诗会教人远离世俗，守住梦想。一个生活在诗的世界的人，对诗外世界就有了别一番打量。这种打量，为我树立了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这种打量，使我别有向往；这种打量，使我常常“忽略”一些诗外世界不应忽略的事，寻觅着更纯净的人生。诗浸润了我一生。邓力发在《中国高等教育》杂志的一篇对我的采访写道：“重世俗之所轻，轻世俗之所重，努力创造一个诗化人生——这就是作为诗评家的吕进教授的人生态度。守持这样的态度，他因而能做到面对无数工作，从不厌倦；面对无数荣誉，从不在乎；面对无数困难，从不退却。”

我走上写作道路，也和成都七中分不开，我的六年中学生活都是在成都这所学校度过的。这所四川省位居第一的中学，文理科并重，给了我这个“文学尖子”良好的成长环境，成都七中的校刊《年轻人》发表了我大量的诗歌，学校给我发过多次文学奖。许多在七中学过的诗文，我至今也能背诵。母校也一直没有忘记我。成都七中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时任校长王志坚在庆典上致辞，后来又在中国教师研修网上发表了这篇致辞：《教育观念，与时俱进》。他写道：“成都七中是一个教师学生双向成才的摇篮，从学生的角度看，成都七中百年的历程，培养出了李萌远、陈家镛、时尚福、王昂生等院士和屈守元、吕进、白敦仁、冯举等著名学者教授以及解子光、查有良这样的教育名家。”我很感动，但是，把白老师列在我的后面，我是万万不敢当的，他是名师，我的中学语文教师，后来调到成都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

小学时代的稿费只有现在的一两毛钱，是直接搁在信封里寄来的。那时的人普遍很贫穷，物价低廉。我拿着这些钱可以到青年路的旧书摊买到好些旧诗集和旧杂志。记得买一本过期的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只需一分钱。但说实话，稿费对我这个穷孩子并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看重的是自己的兴趣，是成就感，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发现。小学时代的稿费都来自《少年报》，稿费的故事几年以后在西南师范学院还有续章。时间到了1958年，我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一进校门，就看见办公大楼前耸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这在当时很少见。我激动不已，诗情涌上心头，写了一首《毛泽东颂》。诗稿投进设在办公大楼门前的校报投稿箱，不几日就见报了。编辑部给外语系刚入学的新生吕进寄来稿费单：金额一元，“凭条到学校财务科领取”。难题来了，财务科要我在稿费单上盖章。天啦，18岁的我哪里有私章啊。给财务科的老师求情也不行，只好上街找人刻章。那刻章小摊的老头儿要我出示派出所的证明：“私章都是随便刻的吗？我啷个晓得你是谁？”回到学校，找到保卫科，拿着他们的证明才刻了私章。取得稿费，除去两毛刻章的费用，实得八毛。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教授）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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