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李明：一台老电视机的时代温度

一台老电视机的时代温度

文/李明

十五岁那年，我像一只奋力振翅的山雀，冲破重重阻碍，终于考上了城口中学重点高中。在我生活的那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山村，电视、收音机于我而言，就像遥不可及的星辰，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学校为了让我们这些山里娃能看看外面的世界，在食堂公共区域放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当吃饭的钟声响起，我们这群孩子便如同脱缰的小马驹，一股脑儿冲进食堂。捧着玉米面拌饭，喝着清甜的南瓜汤，眼睛却紧紧盯着那台小小的电视。县城山大沟深，后山上那个差转台，像个孤独的守望者，它的辐射范围有限，我们只能收到陕西台。画面常常突然就被满屏的雪花或“花布”占据，声音也变得断断续续。可即便如此，每天守在电视前，依然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后来，我踏上工作岗位，被分配到更偏远的乡下。这里的山更高，沟更深，与电视彻底断了联系，只能靠着收音机听听外界的声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终于，我调到了县里。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我买了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那一刻，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那时，彩电遥不可及，一些商贩推销彩色塑料纸，声称贴在电视屏幕上，电视就能变成彩电。我满心好奇与期待，也买了几张，就这样，用最廉价的方式，我“拥有”了一台“彩电”。但我心里始终有个执念：一定要买一台真正的彩电。

又过了些时日，听闻母亲同事朱老师的儿子在湖北十堰做家电生意，能搞到彩电。寒假，我怀揣着朱老师的条子，踏上了寻梦之旅。那个年代，交通极为不便，挤上绿皮火车堪称一场“战斗”。万源是个小站，火车仅停留3分钟。为了能上车，我和同伴们想尽办法，最后只能让人在车窗外把我硬塞进车厢，再去补票。车厢里找不到座位，只能一路站着。实在累了，就只能钻到座椅下面躺着休息。六七个小时的车程，累得我筋疲力尽。车厢里挤满了人，可大冬天的，寒意还是顺着缝隙钻进来，冻得我直打哆嗦。

好不容易到了十堰，我赶忙递上条子。朱老板二话不说，卖给了我一台18吋的黄河彩电。我满心欢喜，小心翼翼地拖着这台来之不易的彩电去挤返程的火车。当时也不清楚有没有托运服务，反正我没去办理。彩电带着包装，又大又沉，这让坐车变得难上加难。这可是贵重又易碎的宝贝，我不敢有丝毫大意，只能把它放在拥挤的过道里，像守护珍宝一样，寸步不离。

到了万源，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彩电搬下车，接着又去找公交。我像护着雏鸟的老雀，用麻绳把箱子捆在客车最后一排座位上。盘山公路的每一个转弯，都让箱体与座椅碰撞出令人心惊的闷响。就这样，站了近百公里到城口县城，随后又买客车票，站了三十多公里，终于回到了工作单位。

我们家成了单位第一个拥有彩电的家庭。当《渴望》的主题曲流淌出来时，整个学校家属院的邻居都挤进了我们三十平方米的宿舍。王沪生说话时，电视柜上的搪瓷杯里，茶叶梗正在顺时针旋转。

这台黄河彩电陪着我们搬了三次家，见证过香港回归时全楼的欢呼，也播放过女儿高考录取的滚动字幕。直到液晶电视进驻新居的那天，我仍习惯性拍了拍它的塑料外壳——就像当年在食堂，那个踮脚擦拭雪花屏的少年。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编 辑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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