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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垫江】 父亲的牡丹花烟斗 ◎石静 父亲走了七年了,每逢清明,我都要从垫江县城出发,回界尺老家去收拾一下他留下的那些旧物。 所谓的收拾,其实就是擦擦灰,再望着这些旧物发发呆,让思念塞满脑海。父亲留下的那些旧物中,我最难忘的还是那支烟斗。 父亲生病住院期间,大姐特意嘱咐我带上烟斗——那是二姐生前从广东寄回来的,白瓷面上刻着牡丹花。年月久了,花纹有些模糊,烟斗却被他摸得油亮。 “您不是戒烟了吗?”我赶到医院,明知故问。 父亲没接话,只把烟斗攥在手里。过了一会儿,轻轻回答:“要是那时候医疗条件好一点,你二姐可能就不会走。” 我喉咙一紧,想起了从前。父亲早年用的是竹烟秆,是自己从屋后砍根竹子削成的。他将竹子的顶端锯下大拇指粗的一截,细的一头做烟嘴。那些年日子紧,父亲的话少,活多,常常天不亮下地,天黑透才回来。到了收成时节,父亲总爱蹲在土坝边眉头紧锁,有时钻进庄稼地里,淡青色的烟雾便一圈一圈飘出来。我那时小,不懂父亲在愁什么。现在回想,父亲大概在算——这一季的收成,够不够交我们三姊妹的学费。 我上学前班那年,大姐上初二,二姐上小学五年级。三姊妹的学费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家里却拿不出来。父亲和母亲天不亮就上坡劳作,留下我们姊妹仨。大姐负责做饭,二姐负责切猪草、照顾我,大姐匆匆扒几口饭就赶去学校,二姐却常常为了照顾我而迟到。到了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二姐的作业本上满是红叉,有时还写着——请家长严厉监督,不要再迟到!灯影里,看到老师留言的父亲,脸沉了下来,举起烟杆向二姐的脑门敲去——轻轻一碰,便闪开了。后来,二姐辍了学,执意要跟着村里人去广东打工,父亲拿着烟杆吼,也没有拦住。 半年后的一天,父亲从邮局取回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支白瓷烟斗,上面雕刻着牡丹花。父亲双手捧着牡丹花烟斗,目光久久落在上面,直朝母亲连声喊:“二女给我寄烟斗了!二女给我寄烟斗了!”父亲激动的脸上,眼圈慢慢红了。从此,这支雕刻牡丹花的烟斗,就成了父亲随身携带的宝贝。 我读初二那年,家里接到二姐病危的急电。父亲取出全部存款,揣上牡丹花烟斗,和大姐连夜赶往广东,可还是晚了一步。二姐得了急性肠炎,没能及时医治,病情突然加重,如花一样年纪的人儿,就这样突然没了。从那以后,父亲愈发少言寡语,整日握着二姐买的牡丹花烟斗,嘴里总在呢喃:“一个小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后来,我考上卫校,参加了工作。父亲的咳嗽越来越重,在我一遍遍劝说下,他终于戒了烟。可戒了烟,父亲依旧随身带着二姐给他买的牡丹花烟斗,还时常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学医是人命关天的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每当这时,我知道,父亲又在想二姐。父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每天都要拿出牡丹花烟斗,小心抚摸着,眼里裹着化不开的哀伤和思念。 父亲走后,那支牡丹花烟斗留了下来。我把它收在柜子里,偶尔拿出来端详。白色的瓷面已不如从前光亮,可摸上去依旧光滑——那是父亲的手一遍一遍磨出来的。 窗外有阳光斜照进来。我拿起烟斗,学着父亲的样子慢慢抚摸。指尖轻轻划过模糊不清的牡丹花刻纹,仿佛触到了父亲掌心的温度,仿佛看到了如花一样的二姐…… (作者系重庆市垫江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编辑:杨雪 美编:钟柳 特约策划:胡万俊、陈广庆 校审:张亚 总值班:严一格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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