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乡愁·开州｜周成芳：老屋

老屋

⚪周成芳

傍晚，我又一次回到老屋。父亲戴着黑框老花镜正坐在沙发上看书。屋里有些昏暗，我仍能看清他穿的那件米黄色夹克衫。

爸，您怎么又不开灯呢？我边说边按墙角的开关，却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我有些急了，再定睛一看，沙发上已空无一人。

我爸呢？爸……爸……

我的呼喊声一定很大，将睡梦中的自己唤醒了。时针正指向凌晨三点，原来，是梦啊！我想留住那个梦，也只有在梦里，父亲尚在，老屋依旧。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老屋呱呱落地。老屋门前临街，门后临河，有大大小小十多间木板房。老屋，是爷爷在上世纪40年代置下的房产。爷爷奶奶在老屋生儿育女，儿孙满堂，一大家子都居住在老屋里。记得小时候，夜晚我能清晰听到隔壁房二伯母均匀的鼾声。清晨我尚在睡梦中，会被大伯母吱吱的锅铲声唤醒。

奶奶在老屋门前支了一个小摊，卖凉水和瓜子。她每天坐在摊前，笑眯眯地望着过往的行人。遇见有小孩子在摊前挪不开步子，奶奶就往他嘴里塞几颗瓜子。我那时最爱和小伙伴一起游戏，玩累了就招呼他们到奶奶摊前一饱口福。

二伯父在临河的那间大房子开了染坊，屋后坝子里常挂满染成各种颜色的布料。有一段时间，外面的人提及老屋，直接称周家染坊。

我读小学时，母亲常给我几毛钱让我自行解决早餐。我最爱去二伯母上班的国营食店。二伯母每次一见我，就乐呵呵地从自己兜里掏出几个硬币放在柜台上，再给我挑两个大油饼。有二伯母赞助，母亲给我的早餐费，就被我存着。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伯母一家搬进了县城。有年大年初一清晨，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堂姐10岁的女儿从县城坐最早的班车回老屋报信，她的外婆——我的大伯母凌晨两点犯肺病去世了。大伯母离开的那年夏天，年过八旬的奶奶也撒手西去。

奶奶走了，老屋重新分割，我们和二伯母家各分得几间，但还得从同一个大门进出。二伯父家将木板房改装成了砖房，在屋后加了一层楼。母亲请来工人将靠河的几间翻修成两楼一底。新房落成那天，母亲按风俗站在屋梁上，往街边抛下一分两分的硬币。

老屋换了模样，喜讯接二连三。二伯母家的两个堂哥先后考上大学，堂姐考上师范学校。“你们给我争点气，别让人笑话。”母亲看到二伯母家的孩子争气，便对两位哥哥反复叮嘱。母亲从农村嫁过来，我们兄妹的户口都随她属“农”，母亲望子越过“农”门。后来，大哥和二哥也同时被高校录取，母亲的腰变挺直了。小镇也沸腾了，都称这一大家人真是读书的料。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镇上读中学，两位哥哥在外安家落户，二伯母家的堂哥一个去了国外，一个去了省城。热闹的老屋变得冷清起来。

后来，二伯父早已不开染坊了，他利用临街铺面经营布料。父亲退休后和母亲在家开了百货店。有一段时间，母亲和二伯母不知为啥事，见了面跟陌生人似的。我有次在路上遇见二伯母，亲切地叫她，她却对我板着面孔。

但很快坚冰被打破。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我在睡梦中听到二伯母大声叫我母亲的名字，她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堂姐快生产了，遇到危险。母亲急忙穿衣下床，连夜请来她熟悉的医生。堂姐顺利生产，老屋又添新一代。母亲和二伯母一起欢欢喜喜地忙活了好多天。虽然二伯母嘴里反复念叨，“外婆带外孙，空搞灯”，但不妨碍她隔代亲——整天精心侍候小外孙的吃喝拉撒。

90年代末期，老屋门前正式贴上门牌号“凤翔街71号”。

后来，我也长大，如飞燕离巢，离开了老屋，去繁华的城市做导游。每年辞旧迎新之际，我会准时回到老屋。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触摸到老屋的一砖一瓦，才能真正感受到新年的氛围。

2006年初春，我接到老街坊打来的电话，父亲脑溢血突发，走了。悲伤过度的母亲完全乱了方寸，连父亲的寿衣都不知该如何置办。二伯母从自家衣柜里取出崭新的寿衣，“这是给老二准备的，没想到兄弟先穿上了。”二伯母抹了一把眼泪说道。二伯父比父亲年长10多岁，身体一直病泱泱的。父亲出殡的那个清晨，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年过八旬的二伯父默默地跟在送葬的队伍中。当父亲的棺材被放进坟坑的那一刻，二伯父突然冲着天空号啕大哭。

后来，二伯母家搬去了新场镇。母亲随我在县城居住。逢年过节，母亲每每会带些二伯母爱吃的糕点，我们一起去小镇上，到二伯母家探望。年过九旬的二伯母身体还很硬朗，她最爱拉着母亲的手跟她聊几十年前的旧事，说母亲刚嫁进周家时梳着长辫子，活像电视里的演员。堂姐偷偷拍下两位老人手拉手的照片，感叹两妯娌恩恩怨怨几十年，到晚年越来越和谐。多病的二伯父也健在，虽已不认得我，却记得老屋里每个人的名字，特别是提到我父亲，他就滔滔不绝。

老屋已经远去，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也必将在我的记忆里永生。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编辑：杨雪

美编：钟柳

策划：胡万俊、陈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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