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乡愁·云阳 ）｜归云岭

归云岭

文/贺小蓉

一

渝东北的许多山没有名字。

从云阳往高阳走五十公里，车子像甲虫在一重重褶皱里绕行。山的尽头是望不见的。

我要说的这座山，《云阳县志》仅载一句：“高岭矗起，曰陈家山，山势开拓……”它没有词条，没有典故，在任何名山录里都找不到。

但在我们那儿，比山更出名的是它的一段。站在皇城村抬头北望，能看见山脉最高处隆起的脊背——先是红砖白墙，再是绕山的农田，然后是杂木林，到顶上只剩青灰岩石和一围老墙。

那老墙是条石垒的，深褐色，缝里长满苔藓，厚实得顶上还能走人。老人们说是古时打仗或防土匪的，谁也说不清。只有石头日复一日沉默着。

因为那老墙，这山峰有了名字——大寨子。方圆十几里，一说便知。

从老墙绕过去几十步，是一处断崖。站在崖边往下看，村庄缩在褶皱里，冬水田亮晃晃的；平视出去，山后面还是山，一层淡似一层，最远的已和云分不清。渝东北的山不雄伟，只是多，多到让人觉着走出去很难。

崖顶看云时，会想起不远处叫“云爬梁”的地方——云爬过山梁。我取一个“云”字，把脚下这片平地唤作归云岭。

云归山岭，人也归乡。云是飘忽的，山永远在这里等。

二

我对大寨子最初的记忆，是在母亲背上。

那年我四五岁，租住在皇城村。母亲背着弟弟，牵着我，从公路走到山林，穿过水田，到老房子拿锄头和镰刀。推开木门，门轴吱呀作响。她从墙角翻出工具，拂去灰和蛛网。最后把我们带到老墙底下几百米处的一块坡地——我们家的地，荒了很多年，土硬得像石头。

母亲弯腰开荒，锄头举过头顶，落下去，咚的一声闷响。

我坐在地边石坎上摘野谷子吃，剥开壳，嚼碎白生生的米粒。有时稻壳刮过喉咙，粗粝粝的，也不停手。整面山坡安安静静，只有锄头声荡开，又被老墙挡回来，变成含混的回音。

那时我不知道，这片山坡下已经埋了很多人。

后来每年腊月二十几，父亲带我们来挂坟。他拎锄头，我们拿簸箕，从一座坟走到另一座，从山腰走到山顶。他蹲下来割净杂草，培上新土，挂上坟纸，点香，青烟笔直地升到大寨子老墙那么高才散。我们跪成一排磕头。父亲一个一个指给我们：爷爷、奶奶、二伯、大奶奶……这张图上没有路，只有一代一代人最后停留的地方。

后来母亲也埋在了那里。

她从很远的地方嫁来，在这座山脚下生活了十年，三十岁病故。那年我还没有灶台高。关于她，我知道的很少，只记得她牵着我上山开荒的背影，和锄头落进土里的声音。

从那以后，大寨子对我，不只是一座山了。

三

大年初一登高祈福，是许多地方都有的习俗。

小时候，吃过拳头大的汤圆，穿上床头放了好几天的新衣，母亲给我扎两个马尾辫，戴上红头花，一家人就出发了。

往大寨子去的路上，人很多。附近村子的老老少少都来了，嗑着瓜子，互相打招呼。你给我一把花生，我给你几颗糖，站在路边聊这一年在哪儿打工、收成怎样、谁家娶了新媳妇、谁家添了孙子。路窄，只能一前一后走，小孩子冲到前面，双手撑着膝盖喘粗气，拖着长音喊：搞快点哦。大人们不慌不忙，故意慢吞吞地走，好多说几句话。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爬这么高的山，就为了上去站一站。

后来在重庆过年。城里的年什么都不缺，就是心里空落落的。父亲总念叨要回去。有一年我陪他回了。大年初一，他拎着塑料袋装的坟纸，我跟在后面，沿着修了水泥的路往上走。

大寨子变了。小时候费尽力气才能爬上去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我们曾耕种过的坡地被承包出去，全种了李子树。春天开花时，整面坡白得像下了一场薄雪，叫"高山青脆李"，听说卖得很好。

有些东西没变。山顶上还是那么多人，站在老墙上，站在归云岭崖边，往下看，往远处看。看几分钟，说几句话，转身下山。

这一年一回的仪式，从前我不懂，现在懂了。那不是看风景，是对新一年的期望，也是对埋在这片向阳坡地的亲人说：又过了一年。我们还在。孩子们又长高了。在外面的人回来了。

四

仔细想来，我从未一个人上过大寨子。

每次回去，总是和家人一起。一靠近那座山，尤其是走到老墙底下，心便提起来。不是因为那些鬼怪传说——古战场的冤魂、夜间的影，我都听过，却并不为此在意。

是一种更沉的东西。像是整座山在注视我。

我知道土里埋着谁，知道坟纸下是谁的名字，知道母亲在哪棵李子树旁。山太满了，满到一靠近，脚步就轻了。怕的不是他们，是站在那里，想起太多。

可每年还是上去。站在归云岭崖边，往下看——皇城村还在，田地已成李子园，土路成了水泥路，但山的形状未变。远处那一重又一重，仍无尽头。

云从谷底升起来，漫过苍老的城墙，漫过李子树，漫过坟头，像被什么召唤，往山顶聚拢，停在归云岭。

云归山岭，人也归乡。

这座史书上几乎没有名字的山，收纳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活着时在山坡耕种，死后就睡进山的身体里。

山不言语，但每年大年初一，都在等人。（作者单位：涪陵区人民法院）

编辑：戴林

校审：张亚

总值班：杨飞

重庆晚报报版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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